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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某种程度上说,对于持续面临就业压力、在高速发展的社会中难以摸清前路的高校学子来说,专业的“减”或“改”,也是在为他们“减负担”“改弯路”。大规模的学科专业调整引发各界关注,相关问题也在此次会议上被抛给上海代表。
随着生产力的持续发展与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,从前“定性”的方法已不足以解决当下的问题,只有为问题“定量”才能找出解决之道。在个人不足以在如此飞速变化的环境中快速、准确地做出决策时,运筹学提供的量化方法能够帮助人类做出更好决策。比如在发达的金融领域出现了定量金融、量化交易,这说明整个世界都在向更微观、更细节、更量化的方向发展,西方常说“Devil is in the details”,翻译成中文就叫“细节决定成败”。中国在上个世纪引进这门科学的时候将“Operations Research”翻译为“运筹学”,我觉得这个翻译很好,但还没有完整体现其背后“量化”的含义。
长期以来,部分民企因资产规模较小、固定资产少、抵押物不足,信用风险相对较高,使其在银行信贷体系中天然处于劣势。与大型国有企业相比,金融机构为民企提供服务的单位成本更高。
记者:作为一门科学,“运筹学”(Operations Research,简称OR)的历史不长,与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也有一定距离。什么是运筹学?运筹学因何而生?运筹学立学的目的是什么?
1982年初到美国时,我的两个求学方向就是人工智能(AI)与运筹学(OR)。当时我的导师给我们布置任务,构建一个中医的专家系统,其中包括了专家的信息以及中医诊断的方法。那时,互联网还没有出现,构建这样一个系统只能依靠不断地寻访。我们遇到了很多问题,最突出的问题就是,一些中医的诊断方法对于“量”的定义十分模糊,如出现很多“适量”“少许”等字样。我觉得这可能是经验使然,在专家的脑中,“适量”等词汇应是“量化”的结果,但对于外人而言,是难以捉摸的。所以在当时的条件下,构造这样一个系统,数据是不够的。但恰恰是遇到了这些问题,使我对“量化”产生了兴趣,从而投身运筹学的研究。
徐冠巨建议,应加快推动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在供应链、产业链的协同创新,鼓励优秀企业之间生态体系开放共享、相互赋能。如,浙江在人工智能、机器人等方面有创新优势,又有深厚的制造基础,应将两者结合起来,在制造企业、平台企业中开放场景,培育人工智能行业应用能力,建设机器人行业训练场,相互赋能激发民营企业发展新活力。(完)
习近平指出,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,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,根本在于深化教育综合改革。要确立科学的教育评价体系,有效发挥指挥棒作用。要完善学校管理体系,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,不断提升依法治教和管理水平。要着眼现代化需求,适应人口结构变化,统筹基础教育、高等教育、职业教育,统筹政府投入和社会投入,建立健全更加合理高效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。